西夏是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在中国的西北地区由一个叫党项羌的民族建立的政权，自称大夏或大白高国。因地处西北，中原宋朝称它为西夏，这一名称一直延续下来。西夏最强盛时面积约83万平方公里，包括今宁夏大部、陕西北部、甘肃西部以及内蒙古、青海部分地区，人口200多万，都城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

西夏立国近二百年(1038—1227)，党项人积极吸收先进的汉族文明，凭借宜农宜牧的自然条件，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西夏文化，推进了西北地区的统一及民族融合、经济发展，为中国元代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下面将对西夏的兴衰与经济文化等作简要介绍。

一、西夏的兴亡

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人是中国古代羌族的一支，大约在公元六世纪后期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长期居住在今甘肃、青海、四川三省毗连的辽阔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公元581年隋朝建立，结束了几百年的战乱局面，党项羌归附隋朝，接受册封，建立朝贡关系。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后，党项羌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五年(631年)，安置内附党项34万口。

唐朝开国的同时，吐蕃政权从青藏高原上崛起，不断向外扩张，与唐朝展开了争夺青海与西域的斗争。公元670年前后，吐蕃攻占大部分党项领地。为了免遭吐蕃的奴役，党项拓跋等部征得唐朝的同意，陆续从甘、青、川三省毗连的高原草地，迁往陇右庆州(今甘肃庆阳)等地，这是党项历史上第一次大迁徙。“安史之乱”后，唐政府又将庆州党项迁往银州以北、夏州以东的沙漠地带(今鄂尔多斯高原南缘)，这是党项历史上第二次大迁徙。唐代党项大首领拓跋守寂的“墓志铭”，记载了这一迁徙过程。(图1：拓跋守寂墓志铭)

党项拓跋部比较完整地从青藏高原的松州地区迁往黄土高原的庆州地区，后又迁往内蒙古高原南缘的夏州地区，称为“平夏部”，一直保持在党项羌中的强族地位，其首领世代被唐朝授以高官。公元九世纪后期，拓跋部大首领拓跋思恭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升为定难节度使，治所夏州，故又称夏州节度使，赐皇姓李，封夏国公。从此夏州拓跋氏又称为李氏，统辖银夏绥宥四州八县之地，夏州拓跋政权由此成立。夏州城为匈奴大夏国的都城，匈奴大夏国灭亡后改为夏州，城墙银白发亮，故又称“白城子”(图2：夏州白城子)

公元982年夏州节度李继捧把统辖的四州八县献给宋朝。李继捧族弟李继迁对此坚决反对，逃往夏州东北的地斤泽(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巴彦淖尔)，起兵抗宋。当时宋辽战争正处于激烈阶段，李继迁利用这个矛盾，采取“联辽反宋”战略，辽朝也希望通过李继迁牵制宋朝。在辽朝的支持下，李继迁屡败宋军，迫使宋朝于公元997年让出“收复”的银夏绥宥四州八县之地。随后李继迁进一步向外扩张，公元1002年一举攻克宋朝西北重镇灵州，改名西平府，定为都城，将统治中心由夏州迁往灵州。公元1004年李继迁战死，其子李德明袭位，攻占整个河西地区，并将都城由西平府迁往兴州，基本奠定了西夏王国的基础。

公元1031年李德明卒，其子李元昊继位后加快了称帝建国的步伐，开始使用西夏自己的年号(显道);废除唐宋以来所赐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下令秃发，以突出党项民族特点;升都城兴州为兴庆府，大兴土木，广修宫室;创制西夏文;仿宋朝制度，设立中央的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等机构;在全国设置十二个监军司(后增加到十八个)，每个监军司相当于一个军事战区，总兵力37万。另外，选五千精兵组成侍卫军，元昊亲自掌握。一切准备就绪后，公元1038年10月，30岁的李元昊在兴庆府南郊筑坛祭天，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建国号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表示自己承命于上天。这时西夏王国的疆域，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北抵大漠，南临萧关，面积约66万平方公里(极盛时达80余万)，人口150万左右(后增加到200万左右)。李元昊称帝建国后，从1040年到1042年，曾向宋朝发起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三大战役，并完全取胜，从而巩固了新建的政权。

从1038年李元昊登基为开国皇帝，到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灭，共有十位皇帝继位，其中第五位皇帝是公元1139年继位的仁宗李仁孝。李仁孝即位初，虽然西夏境内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和强烈的地震，爆发了人民起义，但李仁孝作为一代励精图治的明君，采取了强有力的内政与外交措施，推动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发展，到天盛年间(1149—1169)，西夏社会出现了空前的盛况，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这就是西夏历史上的“仁孝中兴”。

公元1193李仁孝卒，西夏极盛而衰，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开始走下坡路，最终在蒙古进攻下灭亡。

公元1205年铁木真借口西夏接纳了蒙古仇人，率兵攻破力吉里寨，纵兵大掠而还。公元1207年成吉思汗第二次出兵西夏，攻占兀剌海城。公元1209年成吉思汗第三次出兵西夏，3月蒙古兵由居延海关口攻入河西，曾包围中兴府(兴庆府)。此后，1217年蒙古又一次攻打西夏，皇帝遵顼曾逃离首都。公元1226年2月，成吉思汗借口西夏迟迟不纳人质，大规模伐夏，攻陷肃、甘、凉、灵等州。次年(1227)初兵临中兴府。这时成吉思汗除留一部分兵围城外，自己率领大军渡过黄河进攻积石州(今青海省贵德县)，彻底截断夏人退路。6月被蒙古军围困达半年之久的中兴府弹尽粮绝，加之又发生强烈地震，房屋倒塌，瘟疫流行，已失去了抵抗能力，末主李 走投无路，遣使向成吉思汗请求献城投降。7月避暑六盘山的成吉思汗病重，遗嘱死后秘不发丧，夏主献城投降时，将他与中兴府的军民全部杀掉。继而成吉思汗病死，蒙古人遵照遗嘱，将前来投降的末主李 等杀死。建国189年的西夏终于灭亡。(图2：蒙古灭夏路线图)

西夏亡国时，由于蒙古军的征服和杀戮，党项人四处逃亡，分散各地，元明两数百年后，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党项人，也就从历史上消失了。

二、西夏的经济

(一)畜牧业

畜牧业是西夏党项羌人传统的生产方式。西夏疆土自古就是有着良好自然条件的牧区和半农半牧区。河西凉州素有“畜牧甲天下”的美誉，历来有牧羊、牛、骆驼的传统。山丹山(今张掖山丹县东南)盛产良马，是西夏军马的主要供应地。西夏发祥地鄂尔多斯地区，春秋战国至汉代末年，曾是匈奴人发展畜牧业，借以生存的重要基地。北魏时这一地区以畜牧业为主，养马200万匹，骆驼100万头，牛、羊无数。阿拉善高原盛产骆驼，是西夏骆驼的重要产地。这些较为优越的畜牧生产条件，为西夏畜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夏还利用祁连山、贺兰山山地草场牧养牦牛。(图3：黑水城出土西夏山羊图)

(二)农业

西夏立国后，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学习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积极发展农田水利灌溉。银川平原是最早开发的引黄灌区，留下了许多自流灌溉的古渠道，如唐徕、汉延等渠。西夏继承这一传统，兴修水利，推进了农业生产;西夏农具有犁、耙、镰、锹、镐、耧等，这种木柄铁农具，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中亦有形象的描绘，其形状类似近代农具，可见西夏的耕作工具已相当先进了。西夏的农田耕作技术与宋代北方地区基本相同，特别是西夏人凭借发达的畜牧业，广泛采用牛耕;农作物品种丰富。西夏的粮食作物有水稻、小麦、大麦、荞麦、糜子、粟谷、青稞、大豆、小豆等;蔬菜、水果、瓜类及经济作物品种丰富。农业的发展，使西夏窖藏大量的粮食成为可能，“国官窑”、“御仓”等窖藏粮食多至百万石。这些窖粮主要掌握在官府的手中。

(三)手工业

西夏手工业门类齐全，有冶金、制盐、酿酒、陶瓷、建材、皮毛加工、棉麻纺织、造纸、印刷等等，其中毛纺、冶铁、印刷在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

西夏牲畜皮毛原料丰富，毛纺织业不仅是官府手工业重要生产部门，而且还是党项人民普遍的家庭手工业。元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写道：西夏故都中兴府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由商人销往世界各地。

以兵器制造为主的西夏冶铁生产已使用竖式双扇风箱，并且掌握了冷锻硬化工艺。所造兵器非常犀利，“夏人剑”被誉为天下第一。

西夏的雕版印刷堪与中原宋朝相媲美，西夏时期的活字印本，是目前世界上保存下来最早的活字印本。

三、西夏文化

(一)儒学教育

西夏文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吸收了儒家文化作为其治国之本。创建西夏的党项人本来是比较原始的游牧民族，建立独立政权后，其统辖区内有大量汉人及其他民族成员，又处于汉文化的长期影响之下，因此，只有汉族的儒学文化，代替和改造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西夏建国之前，夏州政权作为宋朝属国，在仪卫、服饰、天文、历法、职官、尊号、宫殿、宗庙建设等方面，就已经摹仿汉族中央王朝的制度。西夏建国后，经过了蕃、汉两种文化的斗争，逐步确立了以儒治国之道。特别是到了仁孝时期，儒学得到空前重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推进。大量的儒家经典被译成西夏文，作为学校为教材。随着儒学的传播、深入，西夏自己培养和吸引外来的儒学人才越来越多，如西夏有名的大儒斡道冲，精通《尚书》、《五经》，将《论语》译成西夏文，并用西夏文撰写《论语释义》等著作，仁孝时官为宰相，在西夏受到孔子一样的尊重。

(二)宗教信仰

西夏崇信佛教，多次从宋朝输入《大藏经》，组织人力进行翻译、版刻。举世闻名的汉文《大藏经》，译自梵文，先后经历了许多朝代，花费了近一千年的时间，共译出六千多卷，平均每年翻译六、七卷，而西夏仅用了53年时间，译成西夏文佛经共3579卷，平均每年翻译达六、七十卷，成为中国译经史上一件壮举。

在翻译、版刻佛经的同时，大建佛窟寺塔。公元1047年开国皇帝李元昊在兴庆府东建高台寺及诸佛塔。公元1055年没藏太后在兴庆府西兴建承天寺塔。公元1093年李乾顺与梁太后重修凉州(今甘肃武威)感应塔及寺庙。公元1102年又在甘州(今甘肃张掖)兴建宏仁寺，因该寺塑有身躯巨大的卧佛，又名卧佛寺。在敦煌莫高窟与安西榆林窟重新彩绘和妆修大量洞窟。

西夏前期流行汉传佛教，精通汉、夏文又有深厚佛学修养的回鹘高僧被请来主持佛寺，讲经说法，演绎经文。到了后期，藏传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公元1159年，李仁孝遣使者入藏，延请迦玛迦举系教派始祖都松钦巴，都松钦巴派了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带着经像随使者到西夏，李仁孝奉其为上师，翻译经文，设坛说法。

(三)音乐、绘画、书法、雕塑

西夏音乐源远流长，早期党项人的乐器有琵琶、竹笛。竹笛，由羌人发明，所奏乐曲婉转悠扬，扣人心弦。拓跋思恭时，唐僖宗赐给节度使“鼓乐”，党项人开始接受中原唐朝音乐。从此到西夏灭亡，一直是蕃、汉乐并存，政府机构中设“蕃、汉乐人院”。西夏乐器有三弦、六弦、琵琶、琴、筝、管、笛、箫、笙、七星、吹笛、大鼓、丈鼓、拍板等。

西夏的绘画可分为壁画、绢画、版画、木板画等。壁画主要保存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贺兰山山嘴沟窟、内蒙古阿尔寨窟等石窟中。绘画题材主要有说法图、经变画、供养人像与洞窟装饰图案等。榆林窟第29窟西夏供养人像身材修长高大，圆面高准，两腮肥硕，体魂魁梧，体现出党项羌人粗犷、剽悍、豪爽的民族性格。榆林窟第3窟在观音像上部绘有《犁耕图》、《踏碓图》、《酿酒图》、《锻铁图》，是反映西夏世俗生活的艺术珍品。西夏壁画，早期模仿继承北宋，中期学习吸收回鹘佛教壁画艺术成分，晚期又接受了吐蕃佛教绘画艺术的影响，在构图、造型、线条、敷彩等方面，形成了具有民族特点的艺术风格。

西夏的绢画有两种，一种是用彩墨绘于绢帛麻等织物上，主要内容为佛画，也有一些道教题材的人物画与世俗题材的风俗画，其艺术风格源自中原的山水画，线条流畅豪放，色彩鲜艳，具有唐五代人物画雍容华贵的传统。另一种是用胶彩绘于绢帛上的唐卡(胶彩画)，内容多为佛、菩萨做法的曼荼罗(坛场)，艺术风格直接传承于吐蕃王朝前宏期佛教绘画。

西夏版画大多是刻本佛经的插图，其构图之新颖，描绘之生动、逼真、细腻，线条之流畅，堪与宋朝版画相媲美。

甘肃武威西郊西夏墓出土的木板画，用线条勾勒，平涂色彩而成，武士、侍者等世俗人物形象取材于现实生活，笔法飘逸，颇具唐画余韵。

西夏文的书法艺术源自汉字，有楷、行、草、篆四体，《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的西夏文楷书，结构工整，运笔舒畅，富于变化;西夏文泥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字体俏劲有力，气韵隽秀，均为西夏文书法精品。草书文书，笔走龙蛇，飞舞奔放，酣畅淋漓。篆书多见于碑额与官印，类似汉文九叠篆文，笔划屈曲折叠，庄重大方。

西夏雕塑艺术品有泥塑、石雕、木雕等。泥塑艺术以佛寺塑像为代表，修建于夏崇宗时甘州大佛寺的卧佛，身长34.5米，肩宽7.5米，木胎泥塑，金装彩绘，虽经后世修补，但西夏泥塑规模与风格可见一斑。

西夏的石雕、木雕更具民族特色。西夏陵出土的人像碑座及宁夏永宁西夏墓出土的木俑，造型古朴夸张，以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表现了党项民族对反映本民族剽悍、粗犷艺术形象的审美追求。当然，西夏的石雕艺术也受汉文化的影响，西夏陵雕龙石栏柱，三面雕刻缠柱云龙，造形生动，栩栩如生。

西夏工艺美术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具有实用和美的价值，体现了世俗的审美观。瓷器是西夏有代表性的工艺品，装饰图案有几何纹、动物纹、花卉纹。带耳扁壶是西夏瓷器中独特的工艺品，它适用于党项人在马背上生活。西夏的金银器十分精美，西夏陵出土的鎏金铜牛，浇铸高超。

(四)西夏文字

西夏文化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创制了自己独特的文字。李元昊令大臣野利仁荣创制西夏文字的目的是要提高党项人的民族意识。但是西夏文字创制前，拓跋李氏政权一直使用汉字，汉文化对党项又有着重大的影响，这样就使得西夏字无论在造字原则上，还是在字的笔划、形态、书写规划上，都未能脱离汉字的影响。

西夏字与汉字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它们的共同特点是：1、都属于表意文字体系，具有难认、难写、难记的特点;2、都属于方块文字，西夏字的笔划也有汉字的点、横、竖、撇、捺、提等;3、有相似的文字构成方法，西夏字80%属会意合成字，和汉字有大量的会意字、形声字相类似;4、都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西夏文与汉文一样，也有书法艺术。

西夏文字与汉字不同之处：1、西夏字笔划繁复，大多数字为十几划;2、西夏字斜笔较多，也即撇、捺比汉字多，四角饱满;3、西夏字没有汉字那样明显的偏旁体系;4、汉字从原始社会象形文字发展而来，有很多象形字，西夏字则是党项人进入封建社会后才创制的，因此，象形字极少;5、西夏文语法结构与造句法与汉文不同，如汉文“第一”作“一第”，“开渠”作“渠开”，“下雪”作“雪下”等等。

西夏文字创制后，夏李元昊诏令在全国推行，在政府的积极推行和大力提倡下，西夏文字迅速在其国内流行起来，官方文书、民间契约，历史、语言、法律著作，大量的汉藏佛经、儒家经典也被翻译成西夏文，刊布施行。西夏灭亡后，西夏文仍继续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元朝先后雕印西夏文大藏经190藏，68万7千8百卷。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在居庸关过街洞墙壁上刻有包括西夏文在内的六体文碑。明代亦刊印过西夏文佛经，故宫博物院藏木刻版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一卷)发愿文标明刻经时间为大明朝壬子五年正月十五日，应为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在今河北省保定建有西夏文经幢。据此可知，西夏文创制后，使用流传至少有460多年。

(五)西夏社会风俗

1、质朴尚武

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人长期生活在苍茫辽阔的青藏高原上，高寒的气候、艰苦的自然条件，使他们养成了吃苦耐劳、奋发乐观而又富于战斗的民族精神。党项羌内迁后，虽然社会经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这种质朴又富于战斗的民族精神一直保留下来。人人乐于战斗，忍耐饥渴。

2、巫术迷信与复仇

西夏社会广泛流行巫术，人们得了疾病，召请巫师送鬼。平时做什么事，特别是出兵打仗的时候，总要占卜吉凶。他们的占卜方法通常有四种：一是灸勃焦，即用艾草薰烧羊脾骨，看兆纹纹路，以定吉凶;二是擗算，就是在地上擗竹子，通过数目来定吉凶;三是咒羊，让羊吃用香火咒过的谷物，然后将羊杀掉，剖其五脏，若肠胃通则吉利，羊心有血则多凶;四是用箭杆敲击弓弦，根据声音来判断胜败，声音清脆则胜，反之则败。

复仇是西夏社会流行的又一习俗，如果仇人未杀，则蓬头垢面，赤足素食，只有斩了仇人以后才恢复正常。若与仇家和解，则要举行和解仪式，用髑髅盛和血的酒饮之，并发誓不再复仇。

3、服饰与发式

西夏的服饰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党项人传统的毛皮制品，如牛皮靴、毡帐、毡枕、毡帽、马毡、毛毯等。另一是部分党项人特别是党项贵族阶层逐渐接受中原汉族服饰。有时夏、汉两种服饰文化并存。敦煌莫高窟409窟西夏皇帝供养像，头戴白毡冠，足登白毡靴，身穿圆领窄袖团龙袍，腰束玉带，这是西夏后期皇帝衣饰的真实写照，一方面保留了党项民族的毡冠、毡靴，另一方面接受了中原汉族的龙袍。

西夏建国前党项人披发或蓬首，夏景宗下令秃发，限三日内剃发，从此“剃发，耳戴重环”就成了西夏人的标准形象。从榆林窟第29窟西夏供养人以及西夏文《观音经》版画中的人物形象来看，党项人剃发不是全剃光头，而是秃顶而留边，戴上幞头和帽子，两鬓仍垂发须。

西夏妇女喜欢梳高鬓，武威西夏墓出土的五侍女木板画，前四位梳高髻。元人马祖常在《河西歌》中写道，“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高髻是唐代妇女的普遍发式，吐蕃、回鹘妇女也有这种发式，可见北方民族对中原服饰文化的吸收有一定的共性。

4、饮食住行

西夏建国后，以畜牧为生的党项人，保持着传统的肉食乳饮习俗，以农业为生的党项人及汉族，则以米、面食为主。肉食乳饮的党项人，特别需要从宋朝进口茶叶帮助消化，因此西夏人的饮料主要是茶。饮酒是西夏普遍的社会习俗，盟誓、赏赐、宴会、接待来使都离不开酒，平常百姓也以饮酒为乐。

西夏牧民住毡帐，便于迁徙游牧，农民与城镇居民住土屋，只有官宦人家，才盖瓦房。

西夏人的出行有水陆两路。西夏占据丝绸之路，陆路交通四通八达。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车。沙漠里 “马不能行，行者皆乘骆驼”。

水路主要在黄河两岸，有木船和羊皮筏，羊皮筏成为今天的旅游项目。

5、婚丧节庆

西夏盛行买卖婚姻，一般百姓一夫一妻，上层皇帝贵族普遍有纳妾现象，李德明娶三室，李元昊凡七娶。元朝初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记载，西夏甘州有人娶30个妻妾。

早期党项“死则焚尸，名为火葬”。建国后这种葬俗保留了下来，并和佛教的火化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党项火葬习俗，即焚尸后还要建坟，和古代羌人焚尸扬灰的葬俗有很大的区别。甘肃武威市发掘的三座西夏墓，所葬均为焚烧后的骨灰，分别用木匣、木缘塔、黑釉瓷瓶盛装。

西夏皇家陵园“仿巩具宋陵面作”，其葬俗吸收中原汉族，如陵园座北面南，继承了汉族南面为尊的观念;墓室前甬道有门，门外两侧有门神武士，是汉族墓葬的传统习俗;墓室内发现棺材朽木和人骨，说明是汉族土葬方式。

在继承唐、宋陵寝制度的同时，西夏陵也保留了大量的本民族习俗。如汉族是龟碑座，而西夏为力士碑座。力士手腕、足胫皆饰圆环，是包括党项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的习俗;西夏的陵台建成独特的塔形，当与党项笃信佛教有密切关系;献殿、墓道、墓室、陵台都位于陵园偏西处，可能与党项人以西为尊的观念有关;随葬完整的羊、狗、鸡等家畜家禽以及铜牛、石马、石狗等，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

西夏以十二月为首岁，因此重冬至节，亲友团聚欢宴，以示庆祝。开国皇帝夏景宗认为节日太少，规定每年春、夏、秋、冬四季第一个月的初一和他本人的生日(五月五日)作为节日，让臣民庆贺。

(杜建录 编写)